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科学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何 俊 丽

收入分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行为，人类对他的理性反思和多样的实践从未停歇。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对此必须客观、理性、科学的认识这一问题，才能实事求是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一、科学认识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

从2002年十七大以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就被写入执政党最权威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系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之后，该项事务交由国家发改委负责，此后3年多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就草拟的调整收入分配方案先后6次在内部征求意见，但到现在还难以出台。最大的难度在于改革的各个主体没有达成共识，先富起来的人有先富起来的理由，穷人有穷人的理由。那么，当前在分配领域到底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只有认清楚这一问题，才能为我们科学、理性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理清思路。

1、城乡收入差距

在我国最大的贫富差距首先体现在城乡差距上，2009年城乡差距达3、33：1，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扭转。如果再算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话语权等，差距高达7到8倍。有资料统计，在所有阶层当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17倍。城乡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明末清初，李自成起义，打出的大旗是“均贫富”。这说明当时的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的主要问题。在印度，有国大党和人民党，人民党上台后，GDP保持6%的速度增加，软件出口2%，但印度农民很穷，国大党提出“没有农民，就没有印度的明天”，为重新赢回政权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的解放军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如果我们的城乡差距解决不好，那么这个付出由370多万人流血牺牲才取得的政权如何能取信于民？

2、行业收入差距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曾在大约30个产业分别设置了程度不等的进入限制，部分企业由此获得了大量垄断性暴利。按照人保部提供的数据，在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少数垄断行业，其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福利上的待遇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而企业内部收入差距也很大，全国总工会专项调查显示，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而两成职工5年间未涨过工资。而劳动保障部的调查更让人吃惊，多数垄断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达到20倍以上，72%的员工认为分配不公，可见《工资条例》的推行，势在必行。

3、地区收入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也在同步拉大。2009年，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在经济繁荣的上海市，每人的年均收入达到76976元，而贵州省只有9187元；在2009年全国4007万贫困人口中，有94.1%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当然地区差距除了自然条件、历史原因之外，政策倾斜客观上也是出现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支持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率先开放。投资、财税和金融都向东部地区倾斜。使得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和农村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地区差距长期过大，容易加剧地方利益竞争，导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贸易壁垒。近年来，一些地方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多，无不与地区差距过大有关。

总之，我们应当客观的看待我国现有的收入差距：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中确实出现收入差距，在总体上是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某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但还不是全局的、对抗性的矛盾。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不能缓解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逐步得以解决的，这需要时间，更需要改革的魄力。

二、科学推进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改革收入分配需要有整体战略和思维

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大判断。它不仅涉及经济体制，而且也涉及社会体制、行政体制。如果仅在某个会员或某几个方面做文章恐怕很难解决收入分配的结构性问题。正如怎么分蛋糕一样。首先，需要明确是分“人民币”，还是分“购买力”，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涨比收入增长的幅度高，单纯的增加现金就毫无意义，所以分蛋糕就是要把“购买力”分给普通民众，让大家都能消费。其次，怎么分听谁的？是听企业的、政府的、还是居民的？这就需要有平等的对话权，否则没有体制的保障等于空谈。再次，是由“人”来分，还是由制度来分。人总会有欲求，权利不受约束就会“开小差”。所以我们落实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的目标，让工薪阶层有了明确的预期，大家心里才踏实。

（二）建立劳资协调制度，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占比。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前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仅占国民净产值的25%---30%，资本份额占到70%，欧美国家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的比例大体是7:3。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12月16日揭晓的人物，令不少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群体，位列人物亚军。《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可以说，这是世界舆论对于中国工人群体在拯救全球经济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种肯定和赞赏。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制造就是世界制造。中国工人就是世界工人，但客观事实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付出相对较多，而在红利蛋糕中分享的相对较少的，恰恰正是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加快改变这一现状，不仅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文明进步程度，并且最终反馈影响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所以协调劳资，有效提高劳动报酬占比，不仅是救工人、救企业、更是救社会。

（三）努力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的GDP从99214.6亿元增长到335353亿元，是以前的3.38倍，政府财政收入从13395亿元增长到68477亿元，是以前的5.11倍。而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6280元增长到17175元，是以前的2.7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253元增长到5153元，是以前的2.28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三年过去了，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仅不见提高，反而呈下降趋势，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点的43%。贫困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更低，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逐步提高”到“努力提高”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明显感到紧迫性。因此，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既增强了居民的通胀承受能力，使广大老百姓切实分享到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也为宏观调控政策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为我国的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完善社保，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手段的作用

五中全会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合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国家基本的福利制度。当然社会保障作为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手段，要努力使每一个人“站着有活干，躺着有药吃，老有所养，伤有所医，失地有补偿”不是件易事。截止2009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15975.2亿元，同比增长16.6%，总支出12393.6亿元，同比增长24.9%，虽然累计超过1万亿元，但这是以社保的覆盖范围小及保障水平低为前提的。迄今，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2亿多一点，参加基本医疗的人3亿多一点。相对于目前的人口和物价水平，社保所需启动资金至少为15万亿，之后每年需要投入10万亿，可见社保资金的缺口非常大。所以要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对我们来讲，可以说任道而重远，仍需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宝鸡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