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机构改革思想

李合敏  李  琳

重视组织机构建设和改革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因对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他更是十分重视机构改革问题，强调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把机构改革的意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将机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紧密联系起来。他不仅明确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他对这一问题作了更加突出的强调。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后，他在讲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时反复指出：“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其中第一件就是“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他在1980年、1982年和1986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专题讲话，集中反映了他关于机构改革的设想和思路。直到1989年，他仍然强调，“消除机构臃肿”，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也是一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邓小平关于机构改革问题的大量论述，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机构改革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深入进行机构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

一、邓小平关于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的著名论断，深刻揭示了机构改革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为我们充分认识机构改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入进行机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机构改革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2年初，他又进一步指出：“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样能安心？”日益严重的机构和人员臃肿重叠问题，不仅在经济上使我国的“吃饭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以其造成的职责不清、政出多门、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妨碍广大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我们的党政机构充满生机和活力，提高工作效率，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充分贯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机构改革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是一场革命。

（二）机构改革是体制的革命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沿袭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这种高度集权而又长期缺乏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的旧体制，必然造成机构臃肿、部门林立、人浮于事和官僚主义严重等种种弊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体制。邓小平指出，机构改革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而“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这就是说，机构改革这场革命不是单纯的机构和人员数量上的变动，而是要革旧体制的命，目的是要克服旧体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所谓体制，是指权力结构及其运转方式，它规定着权力的配置；而各类机构，则是权力结构的物质载体和组织形式，它是行使权力的组织形式。体制是机构的实质内容，而机构则是体制的外在形式。所以，机构改革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与权力结构的调整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机构改革就是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特别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障碍。其中，机构重叠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减少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但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有鉴于此，邓小平深刻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由此可见，机构改革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步骤，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步骤，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合点，它具有同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所以，机构改革不仅仅是作为体制的组织形式的调整和精简，而是要破除旧体制、创建新体制，是全面、系统、深刻的体制性的革命。

（三）机构改革是一场权利利益关系的大调整

尽管机构改革这场革命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要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的弊端，改变原有的僵化体制，提高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和效率，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但作为我国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在范围上包括所有党政军机构的改革，而且在内容上涵盖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职能转变和权力下放等各个重要领域。“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在机构改革过程中，随着机构的裁并，人员的去留，必然会引起人们地位、待遇等利益的变动，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改变人们的传统意识甚至生活习惯。并且，精简机构“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整顿起来，涉及的人就更多了。单单机关就涉及大约四五百万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由此可见，机构改革在权利利益调整的深度和广度上，完全可以称为“一场革命”。

二、邓小平关于机构改革目标和内容的论述，深刻揭示了机构改革的实质，抓住了机构改革的关键环节，为我们深入有效地进行机构改革，克服旧体制弊端，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指明了根本途径

邓小平在谈到改革的目的时曾反复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1986年9月，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同年11月，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过去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这种高度集权、计划管理的体制下，党政机构不仅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体现者，而且是经济权力结构的体现者。在党政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组织甚至集中于书记一人，党既管政治领导，又往往成了行政机关，党政职责不分，以党代政；在政企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各级政府，政府集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政企职责不分，以政代企；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中央既管国家大事，也管地方小事，中央和地方的职责权限不清。所以，尽管我们曾经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但由于均只限于党政机构的简单撤并和人员的简单裁减，而未能从根本上触及权力过分集中、层层集权的体制，职能没有转，事务没有减，权力没有放，工作方式没有变，因而不仅改革难以深入，成果难以巩固，而且往往出现机构和人员规模超过以前的反弹现象。邓小平关于“保持活力”、“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也是机构改革的基本目标），要求机构改革从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入手，对权力结构和职能结构进行重新配置，为我们克服传统机构改革模式的缺陷，扎实有效地进行机构改革，防止机构改革重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指明了根本途径。

（一）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经济组织，因此党既不能代替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也不能代替经济组织直接管理生产和经营活动。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因此，“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要把党政分开作为关键“放在第一位”，党委不设经济管理部门而交由政府去管。“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作群众工作。”这样，使党能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和政策，“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从而，使各级党政机关真正发挥各自的职能。

（二）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

“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就是“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过去，由于政企不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由政府部门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生产计划、物质供应、产品销售以及人事变动大权均集中于政府主管部门，致使企业成为没有自主权的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因而也就难以发挥企业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为了便于政府意图一贯到底，必然要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的是建立一个庞大的管理机构体系。因此，要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就必须改变原有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划清政府和企业的职权范围，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要按照政企分开的原则，明确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把政府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职能转移出去，把决策、咨询、调节、监督和控制职能加强起来，使政府对企业由直接管理为主转为间接管理为主，切实扩大事业单位、厂矿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的自主权，使它们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深刻指出，“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职能转变为主要是宏观调控，是要求政府把本应属于企业的经营职能彻底交给企业。

（三）精简机构，下放权力

针对长期以来由于中央与地方职责不明确，从中央到地方的上级专业主管部门为了揽住权力，除自己设置许多管理机构外，还要求下级政府设置相应的“对口”机构，致使条块分割成为从上到下的普遍现象，并且使地方机构过于庞大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导致机构臃肿、政出多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和政府职能难以转变的状况，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并且，“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如果不精简机构，不下放权力，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因此，“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这就要求，不仅党委、政府要放权，中央要放权，而且同级政府内部各机构和各层次也要相应放权。凡是适宜于下面办的事情，都应该由下面解决和执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全国政令统一的前提下，实行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划清职责，减少管理层次，做到该由中央管的事情中央管，该由地方管的事情地方管。凡属于全国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等由中央管理，同时，中央对地方的工作按规定程序进行经济、法律方面的监督和必要的行政监督，而不是具体干预地方的事情；对于只涉及地方利益的事情，如一个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以及社会公共事务，均由地方行政组织管理。在党政关系上，党的任务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从组织上保证、监督行政机关的贯彻落实。在政企关系上，政府的责任是按照法规政策为企事业单位服务并进行宏观调控，将经营权下放给各企事业单位，让各单位的事情各单位自己管。从而，调动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增强各机构各层次自主处理职责范围内各项事务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四）妥善解决“出”“进”问题，增强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

机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人员的“出”“进”问题，这也是历次机构改革中直接面临的难点问题。能否妥善地解决好这个问题，关系到机构改革的成败。邓小平对此十分重视，强调必须谨慎从事，统筹规划，广开渠道，妥善解决好人员的调整和安排问题。首先，建立离退休制度。不建立离退休制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其次，组织各种培训，减少机关冗员，提高干部素质，进而解决整个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要下苦功夫学。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学不会的或者不愿学的，只能调整，没有别的办法，你耽误事业嘛。”再次，充实基层和企业，充分发挥精简人员在基层管理和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对于精简人员，要开辟新的就业领域，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舞台，重点是面向企业、加强企业。“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有一定知识，到基层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最后，解决好“进”的问题。增强党和国家机构活力的关键在于“进”，实现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解决干部队伍年龄老化和思想僵化问题。因此，机构改革不但要解决“出”的问题，而且特别要注意解决“进”的问题。“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从而，“出”“进”结合，有机统一，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提高工作效率。

（五）加强行政法规建设，规范机构设置

法律的特点在其规范性和稳定性。机构改革的成果只有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才能得到巩固。邓小平十分重视行政组织立法工作，认为过去我们的改革之所以难以真正奏效，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机构设置上缺乏行政组织立法保障，没有形成对机构的约束机制，致使往往仅凭领导人的一句话，上级部门一个指示，或者某个会议的一项决定，就可以随意增设机构、增加人员，甚至因人设岗、因事设机构。他深刻指出，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加强行政组织立法，用法律的形式调整和改革各级各类机构以及机构内部各单位、各层次的职责权限关系。“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邓小平在谈到军队整顿时指出：“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在谈到党和国家机构精简时，他强调：“这一次我们紧了之后，硬着头皮不放宽。比如规定定额，副部长是几个人，以后人员可以动，但是名额不能动。”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加强编制立法和人事立法。“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并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以保证责权落到实处，保证机构高效运转。从而，将法制引入行政机构的运作过程，使权力的运行有法可依，使机构改革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巩固下来，以克服机构变动的随意性、无序性。

三、邓小平关于机构改革原则的论述，既遵循行政管理的共同规律，又结合我国的现实和历史传统，为我们正确有效地进行机构改革实践提供了基本准则

基于对机构改革这场革命的必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的深刻认识，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为了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为了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为了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要抱定必胜的信心，硬着头皮，顶着压力，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而且强调机构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影响重大，决策必须慎重，工作必须做细，“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要遵循科学的原则，要有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方法。

（一）坚持党的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

作为一场革命，机构改革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然会触及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党内和党外、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不同的认识，受到封建等级观念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干扰，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也难免会发生一些震荡。并且，机构改革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一样，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机构改革必须而且也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这是包括机构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的根本原则和根本保证。同时，由于国家机关基本上是垂直系统，按行政和组织关系运转，因而机构改革的全面铺开，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自上而下，从中央至地方，统一部署和实施。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省、市、自治区待中央机关进行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着手，……我们的方案确定了，又有了几个典型经验，各地方就可以开始搞。”这就是说，机构改革应当按照自上而下的顺序进行。此后，机构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下动上不动，越改越被动”的现象，证明了邓小平的先见之明。因此，党的十三大强调必须下决心对政府工作机构自上而下地进行改革；党的十四大再次强调：“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是一项艰巨任务，必须统筹规划，精心组织，上下结合，分步实施。”

（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现代行政管理既有反映各国共性的一般规律，又因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和行政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和组织机构。我国机构改革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又必须看到各国具体情况的差异，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1986年，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与民族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不平衡，各地区、各单位机构改革的目标、内容、方法与步骤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并且，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生产力发展要求，并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机构改革不应该也决不能无视或否定这些政治优势，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强调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同时，邓小平并不排斥在改革中吸取借鉴外国包括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他说，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吸取进步的、对我国有益的东西。当然，这种吸收和借鉴必须要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能照抄照搬。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三）坚持精简效能

长期以来，由于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基本上是按产品经济模式和部门管理原则建立的，各级政府机构纵向管理层次多，职能交叉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许多被撤销合并的机构陆续恢复的同时，又新增了一些机构。特别是，由于党政不分，从中央到地方党委系统普遍设置了与政府对口或职能重叠的机构，必然造成机构庞大，政出多门，人浮于事，效率低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振聋发聩地指出：“现在庙也太多了，我们最近考虑，国务院的部委分得那样多好不好？部委下面有没有必要设那么多司局？军队是不是需要搞那么多兵种？可不可以适当改革一下？我认为，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搞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不仅如此，他还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精简机构必须从现代管理的需要出发，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率，从而使我们的机构设置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因此，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进行“消肿”；要规定定额，硬着头皮不放宽，既要拆庙又要请菩萨，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些在企业上面的公司实际上是企业的“婆婆”，是以公司出现的官办机构，必须精简。

（四）坚持不断总结经验，稳步推进

邓小平认为，机构改革虽然刻不容缓，但决不可草率行事，必须认真调查研究，并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总结过去的经验，比较借鉴国外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具有针对性、全面性和可行性的方案和措施。特别是，必须通过试点，以取得经验。早在1978年，他就指出：“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最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机构改革同整个改革一样，没有现成的模式，必须不断总结经验，从实践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指导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他说：“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哪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

  （作者单位：中共河南省南阳市委党校）